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仍然存在违反宪法精神与规范内涵的现象，如有些法律、法规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不平等地位，实际上采取双重标准。

最后这一维度反映了计算法学的超越性，也揭示了深入研究关于价值排序和价值函数的元算法的重要意义。所以，西塞罗认为论题术的本质就是一种寻找判断前提的程序[4]。

当时计算机可以通过推理和探索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技术性的特定问题，但却很难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法律现象，所以在人工智能第一波热潮退去之后，法律推理的计算机处理并无显著的起色。论题术和决疑术通常与盖然说（probabilism）联系在一起，所以也不妨理解为根据经验和睿智进行的一种初级概率计算。早期的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也是概念法学的提倡者，他把法律的概念体系想象为化学元素表，可以按照逻辑进行排列、配对、合并以及重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概念具有孕育和创新的功能，可以赋予法律条文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因此我们也不妨说，法教义学的本质就是发明了现代社会规则之治的算法。无论如何，在博弈理论用于法律现象分析的场合，还有法律经济学的一些微观研究成果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数学构想的演进及其不同的崭新版本。

[35] D.A. Waterman and M. Peterson, Models of Legal Decision Making, Report R-22727-ICJ, Rand Corporation, Institute for Civil Justice, 1981, and their Evaluating Civil Claims: An Expert Systems Approach, Expert Systems Vol.1 No.1 (1984), pp. 65–76. See also D. A. Waterman, J. Paul and M.Peterson, Expert Systems for Legal Decision Making, Expert Systems Vol.3 No.4 (1986) pp. 212–226. 关于其他国家动向的概述以及日本的成果，参阅吉野一「法適用過程における推論へのコンピュータの応用」『法とコンピュータ』第３号（1984年）77-99頁、吉野一（編著）『法律エキスパートシステムの基礎』（東京：ぎょうせい、1986年）。杜宴林：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兴起与中国法理学观念的更新《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也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54)张玮：《超三分之一法规创全国先河特区立法与改革创新同频共振》，《南方日报》2020年10月14日第SC03版。

(50)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可见，党政体制中的政既包括政权、政府，又包括政协、政法以及担负着一定政治任务的人民团体等。另外，还成立了宪法研究小组，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

1949年1月彭真指出：总的任务是推翻旧的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⑩《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例如，201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深圳的立法与地方发展、国家改革相辅相成，地方发展的内在需求激励权力机关以制定法规的形式确认改革方案，立法先试先行又为国家改革战略布局积累经验、提供样本。法律保留即社会生活中某些最重要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法的规范都无权规定。(48) (三)行动逻辑：两个积极性相统一 立法工作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但需要增加立法的适应性和内生活力。

(38)相对而言，这部分法律创新性不高，起着实施细则的功能。(48)参见姚魏：《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性质与特征》，《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5期。(22)这份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阅后交给罗瑞卿。而地方性差异要求因地制宜，从而产生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紧张。

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成立各界代表会办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7、8、9页。在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时，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的党委或党组实现对其立法工作的领导。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获得解放后，华北解放区在物理空间上连成一片，建立统一的政权组织已具备条件。根据立法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以及第三十三条，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有权撤销或者改变相应下级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

(18) 对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38)关于地方实施性立法问题的进一步阐述与批判，可参见林琳：《对实施性地方立法重复上位法现状的原因分析和改善设想》，《人大研究》2011年第1期。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此次大会出席的代表有工人、农民、革命家、妇女、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新式富农、社会贤达、开明绅士以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统区人民团体代表共541人。这些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事项，实行法律绝对保留制度，只能由中央制定法律，体现了国家立法权对于地方立法权的统领。

各级政协党组会积极将政协工作纳入党委工作全局，执行政协党组向党委汇报制度。董必武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三是在各级人大开会期间，大会和各代表团都成立了受同级党委领导的临时党组织。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48页。董必武将人民代表大会与各解放区的参议会进行比较，在组织构成和职权上作出了制度性界分。

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则只有制定行政措施的权力。人大常委会党组同时是人大常委会内部的领导集体，将通过讨论、决定将党的主张以适当的程序和方式转化为权力机关意志。就党的组织和人大关系而言，党对人大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党又在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国家立法权内部有五种具体的立法权，分别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国家最高军事机关的立法权、国务院所属部门的立法权、中央军委各总部的立法权。进城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意味着双重考验，它不仅仅要求武装进驻，更需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推动其持续运转、有效运作。

一方面，立法领导权的一元性、国家立法权对地方立法权的统领性、地方立法权相对国家立法权的从属性，构成了中国特色立法体制的权威性特征。解释这一体制，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及其行为后果。

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人民代表会议给予充分肯定。修改后的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主体由较大的市下放至设区的市，极大增加了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数量，推进地方立法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享有立法权的下级机关所制定的法律，都需要报请上级机关批准。长期以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党政两家合署重要文件或重要通知的现象一直常见。(53)在实践中，对地方立法权的调适根源于改革所激发出的地方内在发展需求，而且每次调适都与国家的改革战略基本保持同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

(三)立法体制中的多层级性 国家立法权内部存在层级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

政务院于1950年公布的《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有权拟定与本省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报告主管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或备案。他还明确提出：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

1992年至2000年，重点推进经济领域的立法，主要解决特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障碍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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